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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009 2009年11月16日 2009年11月16日——
我觉得对这一系列事件，是这样解释的：奥巴马听说钱铤生日了，算好日子到中国来找钱铤。结果他一下飞机，发现钱铤不在中国，却在美国。于是奥巴马打个电话给国土安全部，说，快给钱铤放个生日焰火！ 11/13/2009 有 没有（三） 上篇提到因为外来语言影响而导致的中文“局部洋泾浜”的可能性。本篇将继续阐述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相反的假设：如果没有外来语言的影响，“有”作为助动词的使用会不会也同样发生？ 三、 如果中文语言中“有”作为助动词的用法是因为受到了英文的影响，那其他方面为什么没有类似的改变？换句话说，当基础语言局部洋泾浜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变化是局部的？是什么特性让其他部分没有改变？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考虑下儿童习语的过程。通常大众的眼光里觉得小孩子学说话是一个依葫芦画瓢的过程：周围人群说了什么（尤其是父母），小孩子学着说什么。这样的观念还在一些轶闻琐事中得到巩固，比如小孩子偶尔嘣出一两个成年人的词汇，父母一听，觉得原来是潜移默化受了他们的影响，感到非常可爱。但是科学研究发现，纵然幼儿学习到的语言内容有个体差异，但是学习语言的规律，尤其是重要的时间阶段，却是一样的。全世界的幼儿，只要在正常的照顾下，6个月左右开始发出简单的音节；1岁是开始讲单词；2岁能够讲2－3个词语的短语；3到4岁已经讲话初具语法结构；等到了5岁，正常儿童习语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 如果我们将这一过程，对比成年人学第二语言的话，差别是惊人的。很少有成年人能够在5年之内，在没有任何课堂教育的情况下，只靠在语言环境中的生活学会一门外语。原因其实很简单，五年时间虽然很长，但是五年之内，任何一个人（包括幼儿和成年人）所能接触到的语言输入是极其有限的。五年的语言输入，通过和别人的谈话，阅读的文字（幼儿因为不能阅读而处于更大的客观劣势！），也不可能覆盖一门语言的所有句型，所有用法，更不用提巩固训练。可是，奇妙的是，幼儿能够从五年内极其有限的语言输入中“推导总结”出语言的规律，包括发音、绝大部分的词汇、语法、用法，并且而不费劲的运用。 这件事情，如果仔细想想，是很奇妙的。 奇妙的事情远不止于此。在聋哑人家庭，很少先天聋哑的孩子能够和非聋哑孩子在同一时间段学习语言。非聋哑人的父母一般都有母语，而因为各国自然手语（相对于人为发明的手语）的传播有限，在上世纪中期，很少有聋哑人能够有把手语当作母语来学习的机会。于是，不少聋哑家庭中的孩子，因为父母对手语的熟练程度都达不到母语的标准，他们先天就处在“接受混乱语言输入”的劣势。可是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孩子的父母们的手语都是不规范的自然手语，但是这些孩子所学到的语言却是基本规范的手语。即使父母在使用手语的过程中，经常无规律地犯语法错误，可是孩子们所学到的手语却并不呈现这样的语法错误。某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家内，最近几十年来，政府将所有聋哑人送到一所学校集中学习。在第一批人中，自然手语由于刚刚因为人群交流而出现，还有着很不规范的结构。第二批中，手语的变化已经向规律化发展。第三批中，该国的手语已经完全展现出成熟语言的简洁性和结构化。而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一代代聋哑人在向上一代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自发本能地规律化了语法，形成了新的语言结构。 洋泾浜也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最终到达稳定形态的洋泾浜语言，但是其他国家的例子，尤其是来自殖民地国家的，通过幼儿习语而是语言达到稳定规律化形态的例子，在语言学研究中经常可见。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幼儿有从混乱且有限的语言输入中，总结出语法和用法规律的本能。这个理论，从某个角度和Chomsky的“语言是一种器官”的基本观点吻合。 我们回头看中文语言中“有”作为助动词的用法。中文中的“是”，作为连系动词，和“有”属于基本一类。而“是”可以在肯定句、否定句、和疑问句中使用。例如：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个用法事实上到底是因为受了英语用法的影响，还是幼儿习语过程对其进行的改变。但是，就算没有英语的影响，“有”作为助动词用法的出现，应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文章的最后，我想说，学好认知学，天下问题都解决。 11/9/2009 有 没有（二） 上次我们简单地描述了中文语言中“有”作为助动词的传统用法（即：只在否定句中使用）和最近的流行用法（即：在肯定句和疑问句中也可以使用）。这次我们将从其他相关的研究中总结探讨这样变化的原因。 二、 “有“作为助动词在肯定句和疑问句中的用法招来一些批判。立志于维护祖国语言纯洁性的学究们指出，中文语言历来没有将”有“当作助动词的习惯。这样的习惯是英文带来的”不良“影响。英文中，have来作为助动词不仅出现在现在完成式的肯定句中(e.g. I have bought soy sauce)，也会出现在一般疑问句中(e.g. Have you bought soy sauce?)。当国内学习英语的风潮狂热，甚至盖过了人们对母语的重视的时候，英文语言的结构渗透、污染了中文语言的本身结构。 这个论点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恐怕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而只是出于简单的爱国意识。为了解释这个道理和引出我要提出的理论，我们首先来回想一下30年代旧上海所流行的“洋泾浜”英语。当我们提到洋泾浜英语的时候，由于历史角度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想到的是母语为中文的人所采用的一种具有中文语法结构和部分词汇的特殊英语；英语是洋泾浜的“基础语言”。其语言结构的形成，是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的英文，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受到了中文，甚至是上海方言的影响。但是这个关系完全可以倒过来：中文作为“基础语言”也可以受到英文的影响，从而展现出英文的语法结构。 这样的影响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基础语言来自于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洋泾浜英语形成的时期，由于对外交流密切，在商界甚至是部分日常生活中，和英美国家人群交流的环境中，英语占主导地位。第二，母语为基础语言（洋泾浜中的英文）的人群，和母语为作用语言（洋泾浜中的中文）的人群，有充分的交流且互相靠拢到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因此，从“有”作为助动词这个例子中，我们大胆地猜想，中文在经历一种新式的“局部洋泾浜”的过程（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语言本身的进化就是一种洋泾浜的过程）。上述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显然得到了满足：中文是基础语言。第二个呢？显然我们不能完全地类比。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社会化的英语学习，客观地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能自我创造外语环境”的群体和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传统洋泾浜形成中所需要的两个人群，能被一个人群所满足。最近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当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同样是自己的听众。也就是说，自己的语言输出对于自身而言也是一种语言输入。于是，两个前提条件的满足给中文的局部洋泾浜提供了环境。 如果中文语言真的在局部洋泾浜的过程中，那么更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英文的影响会体现在了这个“有”作为助动词的结构上？英文和中文的区别远远不止与此：英文习惯性将时间状语放在句首的结构，为什么并没有出现在中文语言的流行用法中？我综合最近十年来心理语言学对于手语、婴幼儿的习语（学会语言的过程，因其不需要主观努力的特性而区别于其他学习过程），和语言融合(creolization)的研究，提出“有”作助动词，是中文母语的习语者因习语的需要，在试图将语言输入规律化而导致的结构性结果。“局部洋泾浜”也是语言语法规律化的一种表现。也因此，“有”作为助动词在肯定句和疑问句中的使用，将是中文语言一个必然的规律。 （待续） 11/8/2009 有 没有（一） 今天我对以下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有“有”、没有“有”——简述习语规律化本能在语言变化中的作用 文/钱铤 “有”这个词(word)在中文里大部分的情况下被当作动词用。比如在“我家有足够多的酱油”这个句子中，“有”是一个单词素的实义动词。而实义动词总是表示一种“命题关系”(propositional relation)，即“有”把该句子的另外两个符号给联系起来，并且表达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简单的逻辑符号来表示： 有（我家，足够多酱油） 如果表达否定的意思（“我家没有足够多的酱油”），那么我们只需在这个命题前加一个否定符号，来表达句子的含义。为了简便，我们用感叹号（！）来表达这个否定意思——！有（我家，足够多酱油）。 这个实义动词的用法在中文里是比较多数的情况。而“有”的另外一种用法，是作为助动词。只是按照传统中文用法，“有”只能以其否定形式“没有”作助动词，比如：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开始使用这两种以前极少在中文里出现的句式。诚然港台文化的风行可能是这种用法变广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变化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普及？更深层次的，把新句式的出现归原于台湾文化的影响，无法解释同样是母语为中文的台湾中文使用者为什么会“发明”了“有”的助动词用法。 本文旨在简短地讨论这一变化的原因。 （待续） 11/5/2009 不知所云 我最近走在路上的时候总是能想起很多写日志的灵感，可惜总是一坐到电脑旁，这些灵感就突然不见了。于是每次只好咿呀隐语，不知所云。 中国社会在理解西方社会的所谓“先进思想”的时候，几乎总是将它扭曲成适合自己的模样。比如对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解，多数人只是理解为“我有自由选择我自己所愿意的”，却不在于自己的选择是否侵犯到他人“自由”的空间。个人主义的觉醒，如果没有社会公共道德的同步强化，最终只是导致混乱。 中国真正的动乱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二三十年。说文化大革命是动乱，那只是形式上的激进；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变化，而导致的社会文化的激烈变化，才是真正的动乱。我无法对这样的动乱保持信心。 UR现在有两百多例猪流感，乖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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